2017年12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

马克思曾经说过：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行政诉讼则是司法制约公权的主渠道，是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重要法律制度。

法官中立也决定于司法的受动性或被动性。[16]《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深化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人民日报》2014年1月9日。中立是司法权独立行使(运行)在法官身上的一种特殊体现和要求，司法权独立行使(运行)必然要求法官中立、裁判居中。《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规定独任法官的职责是：(1)主持或者指导法官助理做好庭前会议、庭前调解、证据交换等庭前准备工作及其他审判辅助工作。2.关于司法的价值和功能的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司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司法权同其他权力一样，都要接受监督和制约，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基于这些片面的、错误的认识而进行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必然演化为去司法民主化。五四宪法总纲第18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

五四宪法将平等权置于首位是民主主义的内在要求，突出体现为权利义务相统一。社会权条款体现了五四宪法的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公有制提供了这一假说的经济实证基础，基本权利不再以怀疑眼光抵制和对抗国家权力，反而作为政权本身须待加强。美国宪法学者认为，宪法中的人民是一个法律概念，既具有政治意义，也具有法律意义，《权利法案》中人民的政治意义在于表明美国政体的民主性，及自由民主的国家体制。

[19]五四宪法第87条规定：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其二，对资产阶级形式平等虚伪性的矫正。

[7]洛克在《政府论》（下册）中系统阐述的政府目的在于保护个人自由成为自由主义宪法的正统。五四宪法妇女选举权规定尤其标示其现代性与先进性，其立法方式殊为独特。它既不同于防御国家的消极自由，亦不同于注重参与的积极政治自由。德国学者认为，平等是针对行政与司法两权适用的用语，要求这两权必须以法律作为准则，予以平等地、合法地适用。

其次，这部宪法规定了居住和迁徙自由。权利义务相一致包含两方面内涵：一是每一个人平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石元康：《柏林论自由》，载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26页。进入专题： 五四宪法 民主主义 自由观 。

民主主义宪法认为民主是首要之义，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建立并巩固国家权力。[46]社会主义不将个体视为原子式的个人，而是共同体中的一员。

事实上，近代立宪主义型市民宪法中以自由权为中心的人权保障，对以工人为中心的民众来说，甚至意味着保障失业的自由、饿死的自由、平均寿命的低。欧洲学者认为，《人权宣言》酝酿了三种革命的萌芽，即自由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三种革命在自由思想的历史上具有相等的地位，代表了从单一的个人主义精神，发展为社会主义极端观点的进步性拓展。

亦可参见[英]以赛亚·伯林：《论自由》，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79-180页。[50]社会革命发现一种对自由和平等新阐释的社会根源，与自由派和民主派法定的形式主义相比，其更重视权利的实质而非形式。后者建立在财产私有基础之上。五四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寄托了对国家权力的信任而非怀疑和抵抗。社会主义原则的加入扩展了自由的范围，社会权具有了无与伦比的合理性。[18]其中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划分较为突出，影响最为深远。

美国宪法学界注重权利法案仅始自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1940年2月20日撰写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指出：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53]参见[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11]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隶属于共产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集中于对极端个人自由主义积弊的批判，在扬弃资本主义民主的前提下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个人自由。

社会主义宪法致力于矫正个人自由畸重之积弊，五四宪法的平等权不仅具有优位性，[27]也是出于民主主义与民主政体的内在需求，构成参与公共与政治生活的前提。两方面内涵都蕴藏在平等法理之中。

[16]参见前引②，［法］邦雅曼·贡斯当书，第24-27页。[1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2页。在公域与私域问题上，前者奉行公私两立，后者虽然融合，却以私有制为基础，五四宪法的劳动权条款与二者均不能并论。这部分在于发端于古希腊罗马的自由概念建立在参与公共生活的美德之上，部分在于近代自由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的隔离与对峙，政治自守，私法自治，言论自由商业内涵是现代社会公共生活向私人领域的扩展，即宪法私法化的结果。

魏玛宪法规定契约自由重利，应禁止之。强调言论自由的政治属性内在于民主主义，是人民主权的制度体现，而物质便利的保障既出于稳固政权的本质要求，也是民主政体的正当性使然。

五四宪法基本权利体现了民主主义的积极自由思想，是对近代自由主义宪法对抗国家权力的消极自由的超越，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在中国出现的宪法，毕竟只能是人民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宪法。

人民的法律意义等同于公民，指具体而非抽象的公民。[3]参见[美]斯蒂芬·布雷耶：《积极自由：美国宪法的民主解释论》，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这是党和政府对我国现实国情的清醒判断。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来源：《人民法治》2018年第1期。[③]因此，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

[⑧] [英]蒂莫西.A.O.恩迪科特：《法律中的模糊性》，程朝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3页。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这应当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

因为在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无论是政治权威还是改革都与法治有时在某些情况下、某种程度上存在悖论关系。这是中国作为世界上负责任大国所应当承担的一份历史责任。

尽管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较大进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科学立法、依法行政、行政体制改革、监察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等方面有了较大进展，甚至发生了历史性变革。[⑤] 参见李昌庚：《主动改革：中国社会转型的理想选择》，《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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